张 锦

(吉林大学，长春 130012)

以悲为美*——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

张 锦

(吉林大学，长春 130012)

物哀是日本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审美传统，它显示的是一种在生活和艺术活动中外物动情的审美表现形式。物哀已经成为一种经典的审美范畴，其审美理念是由日本特殊的民族环境以及浓厚的人文精神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形成的。本文通过对物哀的概念、物哀的形成、物哀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的分析对物哀概念进行整体的阐释，扩大读者对物哀概念的接受和认识。

物哀；以悲为美；日本文学

在日本文学中，物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范畴。要真正理解日本文学的内在精髓，就必须了解物哀这一基本概念，因为它是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最为基本的特色。所谓物哀之美，就是以悲为美，通过描绘一种悲哀荒凉的心境或者实境来营造一种相对凄凉、忧郁的悲凉之美，抒发对于生命的怜悯以及对于岁月的感伤。物哀的悲凉美是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的内在核心，显示出日本文学以及日本文化的经典特色，也是日本民族思维方式的集中表现。

“物哀”(物の哀)，是日本文学理论中最为经典的理论范畴之一，对于“物哀”的词义以及内蕴的考证研究一直是日本文学研究的热点。根据日本史书《古语拾遗》考证，“哀”字原本是感叹词，与汉语中的“啊”、“吧”、“呀”等具有相同的意义，用于情感的表达。“あわれ”(aware)作为一个感叹词，能够表达高兴、悲伤、惊讶等多种复杂的情感。随着汉字输入日本，“あわれ”被“哀”字代替，但汉字“哀”的意义与“あわれ”不尽相同。在日本的原始歌谣以及随后出现的《万叶集》时代，一般在表达哀怜和悲悯的语境下使用“哀”和“あわれ”，由此奠定其悲凉感伤的情调。自日本最为古老的历史文学著作《古事记》开始，日本文学染上悲哀凄凉的色调，直到平安时代紫式部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这种悲哀凄凉的色调已成为日本文学色彩的代表，并不断发展为日本文学的核心传统。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长最早提出“物哀”。值得注意的是，物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伤、哀愁，它同时也具有感动、同情、壮美的寓意。物哀包括3个层次的结构，分别是对人的感动、对自然的感动以及对世相的感动。每一不同的层次，物哀的涵义也有所不同，也有可能是对悲哀之意的超越和消解。因此，理解物哀要根据具体的心境和环境而定，面对不同的环境，拥有不同心境的人其感受也因人而异。

在日本文学和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物哀逐渐定型为经典的审美传统，其内涵和实质已融入到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的精髓之中。“日本国民性有着显著的特点……他们对残缺的月亮、初绽的蓓蕾以及凋零的花朵更为钟爱，他们认为在残月、蓓蕾以及花朵当中蕴藏着一种能够引发人哀愁和怜惜的情绪，显示的是一种悲情之美。这种悲情之美正是深入日本文化当中的‘物哀美’的精髓。”(川端康成 1988：49)

2.1 特殊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

物哀为日本国民精神世界的异化产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理念的形成与日本国内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日本是一个地域面积狭小的岛国，但是在这片相对狭小的地域内却聚集着异常众多的美景：皑皑的雪山、碧波荡漾的大海、清幽宁静的峡谷、温润舒适的温泉、晶莹剔透的瀑布和斑斓多彩的樱花，这使得日本民族与大自然结下难解之缘。“日本作为一个以农耕生活为主的民族，他们对季节的变迁和生活的关系感受深切，在接受自然恩惠的同时也产生浓厚的生活意识。在拥有丰富自然环境的地域之中，他们理所当然的会对自然表示出强烈的亲切感。”(井上靖等 1991:22) 这种对自然的深切感悟孕育着日本民族的物哀精神和艺术理念。日本民族将自然万物视作“灵物”的“泛灵观”一方面造就它们崇敬和钟爱自然的深层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也造就日本民族把一切自然物都作为有灵性的活物来亲近、接受并交流的思维特点。感悟自然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精神内省的重要方式，更是文化审美的重要内容(李贵鑫 2014：67)，而物哀便是心灵与灵物之间驾起的一座神奇的桥梁。

日本却又是一个美丽与灾难共存的国度。由于地处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活跃，地震频繁，每年都会遭到海啸、台风的袭击，导致日本的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在这种地理环境中，日本人拥有的美好与温馨有时候只是片刻之间的存在，顷刻之间可能化为乌有，甚至面临灾难性的毁灭。这种生存环境让日本人感受到的美好事物总是稍纵即逝，就如同那些绽放的绚烂樱花，终究不会长久，绚烂之后迎来的依然是凋谢。人的力量在如此频繁而巨大的灾难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人民的心理难免产生不平衡、怨天尤人以及悲观失望的情绪。日本民族也由此产生强烈的悲伤意识，内心滋生浓厚的悲剧之美。

2.2 中国文化思想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人员往来频繁，中国文化思想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化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尤其是魏晋玄学思想以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美意识，对日本“物哀”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起到深刻作用。

文学和文化思想的关系十分密切：“所谓文化思想是一种在国民意识中逐渐成熟的意识，它产生于文学、艺术之中”(加藤周一1996：310)，而魏晋玄学就是日本“物哀”文学观生成的内在文化思想动因。魏晋玄学是中国曹魏时期盛行的一种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受老庄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对于世间万物的哲学思考。魏晋玄学注重通过研究人格本体进而探索世界万物的本源。魏晋时代，“人为”和“自然”的关系中，“自然”成为整个时代的普遍追求，这里的“自然”就是玄学的哲学主题和特征。玄学中的“自然”主张一切随性、无拘无束，将人的本体提升到极高的地位，极为注重人的个性化发展。平安时代之初，日本刚刚摆脱愚昧和束缚，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此时的日本民族对于人性自身的解放和追求无拘无束的美的强烈要求恰好与魏晋玄学的思潮不谋而合，很容易被当时的日本人民接受和吸收，进而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观情感与客观对象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而形成的“物哀”之情，不仅反映日本民族的文学审美心理，也反映该民族的生活思维方式，而且最终演变成自然界实在之物与内心真实情感完美结合归于自然万物的旷世之美，这便是玄学倡导的“自然”观。

玄学的最大特征是关注人的个性化发展，强调人格至上，进而发展成“人欲即天理”的观念，最后演变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法则。这种思想与法则促使人们形成“指礼法为俗流，目纵诞以清高”的心理，他们抛弃世俗礼法的束缚，注重发挥自身个性、以自我为尊，热衷于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表达思想、认识社会。“物就是含有的意义和物体本身、普遍而不受限制的物。它既是不受限定的，又是被限定了的物的全部。”(和十哲郎 1997:149) 这种文化特质构成日本“物哀”文学观的特质，是一种相对缺乏理性、注重直觉感受、重视细微之处的文化特质。

其次，中国古代文学的悲美意识促进“物哀”文学观的深入发展。隋唐时期，中日两国交往甚密，处于文化交流的高峰。这一时期是日本的奈良朝和平安朝，中国文学也因此对这两个时期的日本文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对基本“物哀”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对生命短暂易逝的感叹，以及社会环境和势力的重压而产生的失落。这些悲剧意识强烈的唤起生命主体痛惜生命的悲愤，以及积极寻回生命的灼热激情，进而引发悲剧主体试图寻求各种方式解脱生命之苦闷以及寻找生命意义的无奈心境。文学，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悲剧主体的这种诉求。

悲剧美的意识在中国文学中已经渊源很久，从古典文学《诗经》开始，对于自然情境的关注和“悲秋”的意识就始终成为中国文学审美的主要理想。这种审美情趣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频繁也对日本文学产生影响和作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众多绵延哀愁的感伤名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早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正芊芊”……这些诗句都展现诗人因外物的感发而生成的一种离愁别绪，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物哀”审美理想的萌芽。

除诗歌之外，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等也是日本“物哀”审美情绪的诱发之因。作为“物哀”审美范畴源头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就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源氏物语》以宏大的艺术规模、丰富的艺术手法再现出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生活。小说主要以皇子光源氏的生活经历为线索，描绘了与其关系暧昧的众多女性形象，以及其在政治上的辉煌与没落，被称为日本的《红楼梦》。此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作家森鸥外的名作《山椒大夫》的主旨明显受到司马迁《史记·赵氏家》的影响，有着强烈的“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识。近代的长篇小说《南总里见八犬转》则可以清晰看出受中国传统经典小说《水浒传》影响之深，其人物角色的安排和强烈的斗争意识，处处呈现出《水浒传》中人物抗争的影子和悲剧意识。

最后，宗教文化观也对“物哀”审美理念的形成产生着一定的作用。自6世纪佛经传入日本伊始，佛禅文化开始蔓延在茶道、花道以及书道之中。佛禅文化观中的空虚、宁静、与世道保持距离的理想，使得日本文化既保留一份远离物质文明的空澄寂寞，同时也染上一层淡淡的哀伤。“物哀”审美理想中的优雅、澄静以及伤感的气氛正和佛禅的空明沉寂相互契合。

美丽的忧愁和哀伤的气氛，已经成为日本古典文学艺术内在的核心灵魂。自《源氏物语》开始，这种“绵延的哀伤”之美一直贯穿在整个日本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并形成日本文学中特有的忧伤情怀。至此，物哀的审美情趣也成为日本全国性的民族意识，并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一代一代的文学家发扬光大，逐渐沉淀，最终成为悠久的文学理论传统。从紫式部到加贺千代，从森鸥外到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再到村上春树，其作品普遍渗透着一种哀伤、忧郁、爱怜的情怀，这正是作家们从《源氏物语》的源头中继承下来的传统。如果日本没有《源氏物语》，那么其文学史以及文学审美传统也许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姜文清 1997:99) 这足以看出《源氏物语》对日本审美理念和文学传统乃至整个民族意识形成的重要作用。

《源氏物语》中的“物哀”之韵对川端康成的影响巨大。践行日本传统文学审美意识的川端康成，在《雪国》、《千羽鹤》和《古都》等作品中都渗透着这种幽深、静谧、哀怨的物哀之美，并且川端有效地将佛教的虚无主义思想融入创作之中，借此描绘日本人的自然观和宗教观，让世界各国得以深入了解日本文化。在情感观念、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物哀理念的影响也呈现出显著的特点，它渗透进川端的内心，成为心理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最后川端选择极端异常的手段离开人世。

世界上任何伟大的著作都不可能不带有悲剧意识的色彩，物哀最显著的特征是蕴含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已经成为文学心灵价值符号的代码。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树等众多日本文学家之所以能够在文学上获得巨大的成就，与其小说中深藏的“文学精神”紧密相关。这种“文学精神”是深层的悲剧意识，它来自于对人类终极的人性关怀，对人类的生命作为悲剧性存在的心灵感悟。

物哀的审美情趣是日本民族在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感悟中形成的普遍趣味和共同审美意识，即悲剧意识。它形成于对人性的深层、终极关怀，对社会的终极关注之中，已经成为日本民族艺术生命和美学思想的重要因素。富含“物哀”之韵的文学作品背后隐藏的是沉重的肉身对生活痛苦无比的灵魂感受，建构的是一种细腻、忧伤、悲悯的审美理想。这种愁怨之美能让人“感触到悲凉凄婉的华丽哀伤和烟花寂寞般的凄美绝唱”(叶荭 2012：232)。“物哀”之美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式、触感式体验，而并非理智的思考。它给予读者一种难以琢磨的言外之意，渲染的是一种朦胧凄怨的境界。

姜文清.“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J]. 日本研究, 1997(2).

李贵鑫. 言语层面语义模糊性研究的理论思考[J].外语学刊, 2014(4).

叶 荭. 论日本文学中的审美精神[J].世界文学评论, 2012(1).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谈创作[M].北京:三联书店, 1988.

井上靖 东山魁夷 梅原猛等. 日本人与日本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和辻哲郎. 日本精神史研究[M]．東京：岩波書店, 1997.

加藤周一. 同時代とは何か[M]．東京：かもがわ出版, 1996.

TragicBeauty:OnMono-no-awareinJapaneseLiterature

Zhang Ji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Tragic Beauty”is a Japanese aesthetic tradition with a long history. It shows a kind of aesthetic expression activity in life and arts. Further more, it has become a classic aesthetic category. Its aesthetic concept was formed by multiple factors: unique ethnic environment, rich cultural environment, etc. By analyzing its concept, its formation, and its impact on Japanese society as well as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literature, it is hoped that readers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tragic beauty”.

tragic beauty；mono-no-aware；Japanese literature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近代日本文人战争观在侵华战争中的作用研究”(14YJC770042)的阶段性成果。

I106

A

1000-0100(2016)05-0172-3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5.042

定稿日期：2016-07-10

【责任编辑孙 颖】

外语学刊2016年5期